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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并未在世界金融發展歷程中缺位
      2017-08-14 16:47 來源:中國證券網 作者:嚴杰夫

      摘要:金融從誕生的那天起,就是個不斷提高效率的技術工具。

      ——讀威廉·戈茲曼《千年金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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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總認為金融是“西方舶來品”,但耶魯大學教授威廉·戈茲曼不這么看。作為耶魯大學金融學和管理學教授,威廉·戈茲曼對金融史有著獨特的看法:“在本質上,金融是一種做事情的方式。”像其他技術一樣,金融從誕生的那天起,就是個不斷提高效率的技術工具。“金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明自身的起源。”金融之所以影響和改變著世界,是因為能讓經濟價值的實現在時間上提前或延后。所以,他將時間、機遇和風險、市場,以及法人企業,看成是金融史中永恒的要素。而人類如何去應對及組織這些要素的行為和創新,就構成了金融史的核心內容。很顯然,中國并沒有在這個過程中缺位,也為此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中,戈茲曼以單獨章節闡述了中國的金融創新對世界的貢獻和影響,強調中國的金融史與世界金融史“既是共通的”,又別具一格,“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應對了文明社會在時間和空間上面臨的各種復雜經濟問題的挑戰”。對比中國和古代西亞及地中海文明的早期金融發展,“即使是硬幣、借貸、會計體系、合同、證券甚至紙幣等從不同的傳統中發展出來的某些金融工具和金融技術仍然可被認為是穩定的均衡點。”

      想要理解這一點,就必須去梳理一下中國漫長的歷史。

      戈茲曼認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金融潮流,發生在商朝。發掘于1976年的河南安陽婦好墓,被視為最有說服力的考古佐證。在婦好墓中,考古學家們發現了用來陪葬的7000個貝殼。這些看似普通的貝殼,與中國金融史有莫大的關系。

      目前已有充足的證據證明,貝殼曾是早期中國重要的貨幣形式。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都理解,錢幣是用來儲藏、計量和轉移價值的工具,儲存功能要求錢幣不易損壞,計量功能要求貨幣的質量和大小容易以標準單位確認,可轉移性則要求貨幣便于攜帶。貝殼恰好符合上述所有條件。而且,對當時的商朝來說,這些來自遙遠印度洋的貝殼,并非“本地商品”。這就意味著,當時的貝殼是十分稀缺的,這就保證了貨幣的供給相對固定。

      但隨著商王朝實力的壯大,商人控制的區域也迅速擴張。統治區域的擴張,就意味著經濟規模的擴張。但貝殼構成的貨幣卻難以跟上經濟擴張的節奏。當一個經濟體需要更多貨幣,卻無法制造更多貝殼時,商朝在貨幣形式上就出現了“變革”。考古學者在安陽附近其他商墓中挖掘出了青銅仿制的貝殼。這些鑄造的貝殼沒有孔,無法用來裝飾服飾,考古學家們推斷,這些青銅貝殼是新形式的貨幣。

      即使放置到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這些青銅貝殼也是較早出現的金屬貨幣。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出現了白銀貨幣,而地中海地區最早的金屬貨幣為公元前6世紀出現在呂底亞的金銀合金小塊。這些出現在公元前14至11世紀的商朝青銅貝殼,讓中國躋身全球第一批使用金屬貨幣的文明之中。

      青銅貝殼開啟了中國的金融文明史。而貨幣成為一條重要主線,也成為中國金融史有別于其他文明的金融史的一個重要特征。如果說商代的青銅貝殼是人類早期金融史中重要的代表的話,那么華夏文明在金融思想史初曉時分就并沒有缺席。

      戈茲曼出人意料地發現,春秋時期齊國宰相管仲的“金錢觀”,即使在今天依舊對我們有許多啟示。在代表管仲思想的著作《管子》中,許多章節都展現了管仲為后世留下的豐厚的思想遺產。

      在《管子·國蓄》這一章節中,后人記錄了管仲與齊王的一段對話。在這段對話中,管仲說道:“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于暖也,食之則非有補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這句話的意思是,珠玉、黃金、刀幣和布幣三種貨幣,既不能夠用來取暖,也不能用來充饑,先王是用來控制財務,管理民事,治理天下的。在今天看來,這或許是很樸素的道理,但卻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貨幣的工具性。

      最難能可貴的是,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管仲,給予貨幣的功能性以很高的評價。他認為,貨幣可以用來“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就是說,在管仲看來,在那個群雄爭霸的年代里,貨幣和法令、軍隊一樣,有著管理國家、抵御外敵的重要作用。同時,管仲還指出,貨幣不是經濟政策的目標,而是媒介。管仲認為,貨幣就像溝渠一樣引導著經濟活動,而統治者控制了溝渠,就控制了國家的全部財產。

      事實上,正是由于管仲這些獨特的思想,為齊國當時的改革注入了鮮活的力量。據《史記·貨值列傳》記載:“(太公)其后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憑借管仲這些經商濟世的獨特觀念,齊國得以重振,并一舉成為春秋五霸之首。“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的目標,可以說完全實現了。

      遺憾的是,管仲的這些“金錢觀”并未被此后的歷代君主所繼承,反而是“重農抑商”成為各任統治者所持的主流經濟觀點。但管仲的貨幣工具論卻成為統治者治邦理國最核心的思想。自管仲之后,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認為,保持經濟流通的能力是一種有力的工具。

      當然,中國金融史最不能忽視的成就,可能還是要數“交子”的產生。但這卻是因為戰爭。公元993年在四川爆發了王小波、李順起義,勢力一度發展到數十萬,并占領了成都城。城內的貨幣鑄造被停止了,并出現了貨幣短缺。為了應對這一情況,成都的商人開始自己發行紙幣。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紙幣的產生,與商朝青銅貝殼產生的背景異曲同工,都是貨幣供應上出現了問題以后,人們開始尋求變革和創新,創造出了新形式的貨幣,以確保經濟的正常運行。

      李順起義軍的“大蜀”政權存在不足四個月,余部轉戰各地,不久均遭失敗。于是,朝廷開始介入。1005年,成都知府采取措施規范票據(即商人自行發行的紙幣),只有16家商號被授予所謂“交子”的壟斷印刷權。客戶可以在商鋪中存下現金,然后獲得“交子”,參與交易的商人就可以其作為支付工具代替現金。到了1016年,北宋朝廷進一步撤銷了私人印刷紙幣的壟斷權,將紙幣印刷國有化,并于1023年建立了掌管紙幣流通印刷的機關——交子務,開始印刷現金準備率為30%的票據。這個交子務看上去很像是今天的中央銀行。所以,在宋朝的四川,不僅產生了世界最早的紙幣,似乎還可以說產生了全球央行的雛形。

      從商朝的青銅貝殼到管仲時代的“三幣”,再到秦始皇時代國家貨幣體系的建立,以及宋朝紙幣的流通,歷史的演進勾畫出了中國金融史特有的一面。對于中國這一疆域遼闊的國家來說,擁有這樣一種源遠流長,而又不斷地改進和創新的金融傳統,是保持國家統一和穩定的重要基礎。所以,戈茲曼才說,盡管“貨幣對中西方文明來說都很重要,對中國來說則更加意義重大”。

      當然,這種特定的金融文化,也讓中國的歷史走向與西方有著太大的不同。在戈茲曼看來,中西方文明的“大分流”,與其說是像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肯尼斯·彭慕蘭等學者解釋的由地理因素決定,還不如說是對金融技術使用和態度導致的。

      戈茲曼認為,地理決定論的解釋忽視了金融在技術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國,金融工具和技術的使用始終都掌握在政府手中,而個人很難從這些工具的使用中獲得太大利益,也因此,這樣一種機制盡管維持了中央王朝的穩定,卻壓抑了金融對個體創新的支持,更不會出現像歐洲那樣的資本化趨向。

      反觀西方世界,19世紀歐洲的金融系統是催生工業革命的重要推力。而再往前追溯,更早的地理大發現和文藝復興時代的科技革命,背后也都閃現著意大利銀行家們的身影。

      這種反差巨大的景象,或許才是造成中西方“大分流”的真正原因。所以,戈茲曼總結說,中國金融技術的獨特性,造成它在時間維度上存在缺陷。孱弱的歐洲各國政府很早就懂得了發行債券和赤字財政的好處,但中國歷代中央政府卻始終將金融資源牢牢掌握在手中。最終,當清末朝廷財政出現危機時,才從西方“伙伴”那里學會了“債券”和“赤字”,但一切已經太晚了。

      戈茲曼描繪的這部“千年金融史”,不僅呈現了人類文明各個時期璀璨的金融文化,還為讀者呈現了中西方文明在金融領域走出的不同路徑,以及各自的優缺點。而最突出的是,戈茲曼將中國獨特的金融文明納入了世界體系之中,并且標出了中國金融史特有的位置。

      戈茲曼的獨立分析也讓我們突然領悟到,在全球攜手努力走出“危機”的陰霾之際,東西方的金融文明顯然可以貢獻出各自不同的遺產。

       

      責任編輯: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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